在历史的过山车上

　　“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新政权时，中华医学会把总部从上海搬到了北京，我将这座宅院连同其中的数千册藏书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希望用作办公室兼图书室。”

　　伍连德在自传中，提及自己这样处理了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55号的一套法式宅院。不过，中华医学会1950年迁京之后,并没有搬到东堂子胡同。在租用北京市医师会东单三条四号的会址7年后，1957年，中华医学会办公大楼在北京东四西大街42号现址建成，学会有了比较宽敞的办公大楼。

　　与医生交朋友

　　“我父亲总结说，他一辈子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做医生，在中央保健局;另一件就是做中华医学会。对于中华医学会，组织上赋予的职能，他都尽心尽力，付出了很多心血。”傅连

　　之子傅维 对《中国医院院长》说。

　　1950年，从红军长征时期即担任毛泽东等人保健医生的傅连被任命为中华医学会理事长(会长)，直至1968年他在狱中去世。在傅维看来，傅连

　　在中华医学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与广大医生交朋友”，换言之，“团结广大医务工作者”。

　　傅连 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并不是偶然。在新中国早年的医疗行政干部中，傅连 是为数不多医生出身的人。按照傅维

　　的说法，“老一辈搞医疗行政的卫生部成员，大多都是从长征走过来的职业军人，但中华医学会里大多是高级医生、大专家，和他们打交道必须要有共同语言。”

　　在红军长征路上，傅连

　　白天冒着危险行军，夜间背着药箱巡诊，靠着精湛的医术和细致入微的耐心，医治抢救了无数指战员，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他被大家称作“红色华佗”。据傅维

　　介绍，傅连 早年就是中华医学会会员，并曾担任过地方分会会长，与伍连德、颜福庆等人也有过接触。长征期间，红军还曾通过中华医学会筹集过药品。

　　此外，傅连 “很善于团结专家，从不发号施令”的作风也让他“享有很高的威信”。许多早年与傅连

　　一起在中华医学会共事过的老人，在写回忆文章时，都着重提到这一点。

　　“傅会长提出学会要成为‘会员之家’。最初有些学会的工作人员不能理解，认为我们也是大学生，让我们为专家倒茶送水，成了‘催巴儿’。傅会长听到后，做工作说：在学会你是主人，他们是客人，总要倒杯水，表示欢迎。大家就从心里接受了。这虽是小事，但可以看到‘家’的思想。”曾任中华医学会编辑出版部主任的翁永庆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他还写道：“有一次，傅会长来学会，见到我时很严肃地对我说：‘周总理批评了我，张孝骞教授在家里学骑自行车，摔伤了脚，要我们好好照顾。’傅会长赶紧去看张老，并做了妥善的安排。傅会长是提醒我们要更好地注意照顾专家。”

　　压抑的“反右”时光在傅维的幼年记忆中，医学专家到家中找傅连

　　谈心是“经常有的事”。“专家们都愿意和我父亲交流，起码觉得我父亲对他们比较了解。不像一般的行政干部比较外行。”傅维

　　说：“林巧稚、黄家驷等专家和家人都很熟。走动最多的有耳鼻喉科专家张庆松、整形外科专家宋儒耀等。宋不是协和出身，但一直在协和做主任。在协和这样一个最讲出身的地方，压力是很大的，所以经常到家里找父亲谈心。”

　　而傅维

　　对这些大专家们的核心感受是，“他们把自己放在比病人还要低的位置”。他连用三个“非常”来形容自己对这些专家的感受——非常谦卑，非常平易近人，非常敬业。他仍然记得，儿科专家储福堂为幼小的病人看病，常常“跪在地上，看一看、摸一摸，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病人有全面的了解。”

　　不过，专家们出入傅连

　　家最频繁的时候，还是1958年“反右”期间。“1958年‘反右’，对这些专家影响挺大。他们在感情上是很压抑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说、不敢说。所以经常有专家找我父亲聊天。”傅维

　　说：“那时候不光专家不敢讲话。我父亲这样的政府官员也是很小心的，不能乱说话。”

　　在傅维 眼中，傅连

　　主政期间，中华医学会最好的时光，一段是1950年到1957年“反右”之前，另一段则是1962年给“右派”摘帽之后到1966年“文革”开始之前。翁永庆的文章对于1962年之后的情形有这样的回忆：“反右派和拔白旗之后，知识分子有疑惧的心理。1962年春，‘广州会议’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当年12月27日，在傅会长亲自筹划下，医学会与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共同举办了新年联欢会，周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及陆定一副总理莅会与首都110多位中西医专家欢聚。

　　会上林巧稚、钟惠澜、孟继懋等教授登台演出，同时也请到了著名音乐家和京剧艺术家做精彩的表演。在医学界传为美谈。翌年，傅会长又组织了一次联欢会，陆定一副总理莅会并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医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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