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过山车上

　　“医学会又活了”

　　“文革”开始后，中华医学会进入了最灰暗的时期。1968年，傅连 被迫害致死。次年，中华医学会的工作全面停止。

　　对于傅连

　　的遭遇，翁永庆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傅部长受到了冲击，毛主席保了他。黄树则副部长在学会食堂传达毛主席的三条指示：一、不要再斗了;二、免去他的一切职务;三、送总后养起来。但是，他仍然未能得到保护。不多久，又被揪斗，竟被迫害致死。这位献身革命的长征老干部，为革命曾献出三位亲属生命的革命家，最后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含冤而去，令人悲愤!”

　　专家们也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比如张孝骞“在屡次政治运动中是老‘运动员’，尤其是‘文革’期间，医学生专了他的政，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让他长期打扫卫生。”

　　直到“文革”后期，中华医学会才“又活过来了”。廖有谋是1975年文化大革命后期来到中华医学会工作的。他在回忆文章里感慨道：“尽管那时医学会的各个专科学会和杂志编委会都还没有恢复组织和活动，但我参加的第一次在京理事会就给我强烈的印象。

　　医学会当时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到会上为专家服务。当一些高龄专家出现在会上时，许多人主动去扶持簇拥，亲切问候。那次钱信忠部长也来到会上，八十高龄的孟老(孟继懋教授)激动地说道：‘现在医学会又活了!’钱部长接道：‘是的，又活跃起来了!’”廖有谋写道:“到会的专家对医学会的工作极其关心，提了许多重要意见。会议气氛融洽，畅所欲言，充满信任和期望，就像家人相处一样。这使我体会到‘医学会之家’的真正含义。”

　　所幸，中华医学会尊重专家的传统并没有丧失。“医学会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大家发自内心地尊重专家，依靠专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以尊重的口气谈到专家的贡献和见解。遇到学术问题时豪不犹豫地请教专家，寻求解答。杂志坚持专家审稿制度，以专家意见为取舍，寻求解答。在‘文革’中把专家批为‘臭老九’的氛围下，能保持这样的风气是难能可贵的。”

　　民主办会的力量

　　1915年中华医学会初成立时，规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1949年本是中华医学会召开第16届(时称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年份，但上海解放之后，中华医学会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时局的变化以及政治中心的北移。

　　当时总部仍在上海的中华医学会通过其北平支会与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希望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出一份力。根据中央军委卫生部领导人建议，中华医学会第十六次大会紧接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之后，于195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此后，中华医学会分别于1952年12月、1956年7月召开了第17届、第18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然而，下一次大会却时隔27年之后才再次召开。

　　1983年7月，临近退休的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张侃被领导要求到中华医学会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要求年底筹备就绪，争取1984年年初开会。据张侃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中华医学会恢复工作，但由于“文革”中的工作中断，长期以来政府包办，却是“只办不管”，成了卫生部的“老大难”单位，全国代表大会筹备了多年都没有召开。张侃到任后，花了半年时间，一方面和中华医学会机关工作人员挨个谈话，并听取专家关于医学会发展的意见;另一方面又对科学社团的起源、功能，中华医学会的历史与发展进行了扎扎实实的研究。

　　这半年中，令张侃印象最深的，是时任科协党组书记裴丽生的一句话：办好学会的基本政策和关键就是四个字——“民主办会”。张侃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采访时认为，这四个字“就是说在工作中依靠专家、尊重专家，组织和帮助专家开展学术活动，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并处理好学会办事机关、学会党组与常务理事会的关系。”

　　1984年初，历经27年未召开大会的中华医学会召开了第19届代表大会。而“民主办会”的准则也在这次大会上经历了一次考验。

　　张侃回忆说，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领导突然传达上级指示，要增加某人为理事候选人，并要选为副会长。面对这件棘手的事，张侃与当时中华医学会的其他领导研究，认为此事应按“民主办会”原则处理：是否增补名单要征得代表团的同意，是否选为副会长要由投票决定。为此张侃还专门向当时科协主席周培元同志汇报，并得到周的同意。大会开始后，经过代表团研究，大会主席团通过，增补该专家为理事候选人。但投票的结果是，该专家得票数不过半数未能当选。

　　张侃说，正是由于遵循了“民主办会”原则，尊重专家的意见，并在大会和闭会期间均严格遵守这一准则，在以后的几年里，中华医学会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专家对学会的‘向心力’，专职工作人员与专家的关系也进一步密切”。

　　在这四个字的基础上，中华医学会还提出“以学术活动为中心，以社会效益为准则”。这两句话也得到了专家的同意，不仅在第19届大会期间这样做，还写进第20届大会，第21届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只是在后来的工作中，在这两句话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兼顾经济效益”的内容。对此如何评价，需要在历史事件中加以总结。”张侃说。

（实习编辑：潘信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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