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医生 找医院 查疾病 症状自查 药品通 健康笔记

在历史的过山车上

2010-07-01 00:00:0039健康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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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新政权时,中华医学会把总部从上海搬到了北京,我将这座宅院连同其中的数千册藏书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希望用作办公室兼图书室。”<br>        <br>伍连德在自传中,提及自己这样处理了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55号的一套法式宅院。不过,中华医学会1950年迁京之后,并没有搬到东堂子胡同。在租用北京市医师会东单三条四号的会址7年后,1957年,中华医学会办公大楼在北京东四西大街42号现址建成,学会有了比较宽敞的办公大楼。<br>

  预防为主

  热带病学家钟惠澜也是傅家的常客。傅维 记得很清楚,他曾有一次为了科普的事来找傅连 出主意。

  在建国后“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下,中华医学会组织专家开展了大量医学科普工作。傅连

  亲自带头,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撰写文章。文章播出后,反响特别强烈。在他的带领下,各科专家也纷纷在群众中间开展科普讲座。

  但是,令钟惠澜犯难的是,他不知道自己从什么角度切入,才能既发挥专长,又切合群众的实际需要。傅连

  对钟惠澜说,你研究的热带病非常重要。热带病一旦传播开来就是非常烈性的传染病,你可以从疾病是如何传播这一角度做一些工作。钟惠澜听取了傅连的意见,从流行病的传播途径这个角度在全国做了很多讲座,果然大受欢迎。

  在傅维 看来,傅连

  之所以重视预防,并能把科普做好,和他本人基层医生的出身以及长征经历不无关系。红军长征途中,医疗设备和药品严重缺乏,有效预防就显得尤为重要。傅连

  也因此探索出很多经验。比如,在红军翻越雪山前夕,傅连

  给中央军委提议,要求每个指战员都喝上一碗辣椒汤,身上备些干辣椒以增强抵御风寒的能力,这一措施为红军顺利翻越雪山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总会专家们进行科普的同时,地方分会也纷纷响应号召。热带病学者伍学宗在佛山开展的工作就是一例。

  伍学宗早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系,曾经在协和医院师从钟惠澜教授,此后又赴伦敦热带病学院深造。建国后,他一直在佛山地区开展钩螺旋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1963年,佛山医学会成立,身为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的伍学宗被推举为会长。

  伍学宗的女儿伍美琳至今还能记得父亲被选为会长时的事情。有一天,伍美琳听说此事后,说了一句:“有什么了不起!”就因为这句话,她挨了母亲的批。同样身为医生的母亲告诉她:“可不能这样说,那是对你工作成绩的肯定!”

  在伍美琳的记忆中,当年医学会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在疫情发生时指导整个地区的医生对抗疫情,另一方面则是在日常工作中进行科学普及。

  “60年代很困难,我们所在的佛山第一中学是佛山最高学府,有1000多名学生,中午大家都在学校吃饭。食堂的菜是从农村采购的,堆在河边的棚子里。有一次因为采购的圆白菜堆得时间太长,产生了亚硝酸盐,学生们集体中毒。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很快就有人想到了阶级敌人、特务投毒。而我父亲到学校之后,对学生就地治疗,通过化验诊断为亚硝酸盐中毒,所有学生抢救成功。此事发生后,我父亲又连夜查阅图书,打电话向钟惠澜教授请教,向医院营养科主任请教,第二天,便在学校做了一场关于保存食品、防止中毒的科普讲座。”伍美琳对《中国医院院长》说。

  沟通世界的窗口

  傅连在中华医学会的工作中,另一件令傅维

  印象深刻的事,是频繁开展的外事活动,“每个礼拜总有两三次接待外宾的活动、宴会。”胃不好,常年只吃流质食品的傅连 每次赴宴之前,总要先在家吃完才去。

  1949年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民间外交”成了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交流的主要渠道。而中华医学会“半官方半民间”的背景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外交力量。“当时民间外交的两个主要出口,就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中华医学会。”傅维

  说。资料显示,仅至1958年底,由医学会选派专家参加各国或国际性学术会议以及接待各国医学代表团来访,就高达190多次,涉及30多个国家。中华医学会原对外联络部主任张翘也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60年代我在卫生部外事部门主管与资本主义国家医药卫生界的友好往来和学术交流工作。当时对未建交国家的民间来往和学术交流都以中华医学会的名义进行联系和出面接待。一切请示报告、对外联系、国内接待、组团出访等工作均由卫生部直接办理,由中华医学会领导人出面会见和宴请。”

  不过,所谓“外事无小事”。张翘的记忆中,既有毛泽东1960年主动会见日本代表团,带给日本团员的欣喜与激动,也有处理不善带来的外交事件,如“罗森夫妇访华事件”。

  “美国耳鼻喉科医生罗森夫妇是我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历次世界和平大会上他都通过宋庆龄副主席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访华愿望,还向我方赠送了他发明的耳科器械。为此,卫生部曾于1963年上报对外文委转报国务院拟邀请其访华。外办根据当时中美关系现状和我对美政策考虑,认为暂不宜邀请。”张翘回忆道。

  “1964年初,我参加卫生部组织的郊区四清工作后,卫生部外事部门来了新领导,又把这事上报了对外文委,经一位副主任批示同意,以中华医学会名义邀请罗森夫妇访华。在发出邀请信后不久,周总理从外电报道中得知美国政府为批准罗森夫妇访华事特发表声明,在散布了一些反华言论后声称,为维护人道主义精神同意罗森夫妇访华。周总理立即追查此事,给予严厉批评并作出重要指示。”张翘在书中写道:“我于五六月间结束四清工作队工作回到卫生部,正值周总理指示下达之时,因此我参与了此事的全部善后工作。根据周总理指示精神提出具体处理意见,报外办批准后立即以中华医学会名义发表声明,针锋相对地驳斥了美国政府的反华言论,并郑重声明:鉴于美国顽固坚持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华政策,我们不得不十分遗憾地撤销对罗森夫妇访华邀请。同时致电罗森夫妇婉言说明撤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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