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科学呼唤“中国创造”

　　“我们不仅在院内引进并推广国际公认的肿瘤治疗指南，还成立专家组，将放疗、化疗及手术治疗等各个环节的临床指南串连起来，形成肿瘤治疗的临床决策树。实现肿瘤治疗的规范化。”据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徐瑞华介绍，国际指南本土化工作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找出其中不适合中国医院应用的内容，比如有些在中国没有上市的治疗药物，用其他较为科学的方法替代;二是根据院内以及国内专家的共识以及指南的实施应用情况，对指南中不适于国人的部分进行修订;三是考虑到国内患者消费能力的限制和医保报销情况，制定指南的简化版本等。

　　“本土化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复杂的，真正完善的中国指南是指主要基于中国临床证据的标准和指南。”郑树森表示。考虑国际上有关肝癌患者肝移植的公认标准——意大利米兰标准和美国UCFS标准对肿瘤大小的限制非常严格，很多中国患者按国际标准判断，都丧失了接受移植的机会，郑树森和他带领的团队试图利用循证医学方法，找出让世界认可的肝癌患者肝移植的中国标准。

　　经过几年的努力，杭州标准诞生。它与之前的米兰和UCFS标准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放宽肿瘤大小指标的同时，增加了甲胎蛋白和病理切片两个生物学指标。

　　“最近很多研究发现，肝癌术后复发与生物学指标绝对相关，但与癌肿大小关系反而不大。因此杭州标准获得了世界上多个移植中心的推崇。”让郑树森意想不到的是，由于这方面的成就，他被吸纳参与国际肝癌治疗指南的编写工作。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大器官移植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如何让移植受体和移植物长期存活上。为了解决患者原发病以及长期服用激素及免疫抑制药物造成的移植物慢性失功，2003年，郑树森作为首席科学家着手进行我国第一个器官移植慢性失功研究的973项目的研究。“经过几年研究，我们不仅发现了学术上的问题，比如免疫抑制剂和激素本身就会促使患者的原发病复发等，还考虑到中国患者的经济情况。在临床证据的基础上提出了高价免疫球蛋白低剂量应用的观点。用这种方式，在保证复发率不提高的情况下，平均可以为每位患者节省15万元治疗费用。”郑树森表示，“全世界的肝癌患者有40%在中国，中国没有理由不努力研究制定中国自己的临床标准。”

　　从技术到学科：组织再造

　　然而，郑树森领衔的中国标准制定案例在中国医学界却是凤毛麟角。更多的临床专家身陷临床诊疗的泥潭，无法脱身。“如果要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指南，需要大量的本土临床证据。目前我国证据积累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主要原因一是医生没有想法，二是没有人力和资金支持。”纪立农表示。

　　以糖尿病患者血压与血脂控制的研究，都是国外率先发现并且实践的。中国医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注意力集中于血糖控制。

　　郑树森将这种情况归因于中国的医学教育，“该宽泛的地方不宽泛，该扎实的地方不扎实。”

　　然而，对于有想法想做为的临床专家，大样本量的证据搜集和研究所需的巨额经费和较多人力又让他们望而却步。

　　“利用学会的力量，发动基层医生搜集病例，目前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病例搜集上来，如何去研究，如何去随访，如何去统计?在国外，这些工作由研究护士担任。在中国，即使像北大人民医院这样的研究型医院，尚没有专科护士的编制。”纪立农表示，研究条件需要用对研究型医院组织结构的调整来保证。

　　在美国麻省总医院，仅有1000张床位，却有10000多名员工。该院一年的科研经费比中国整个国家所有医学临床研究经费的总额还要多。

　　“在国内，由于研究经费有限，搞科研像定合同一样，什么时候启动，几年内出成果都有要求。但在发达国家，科研还是比较尊重科学本身的规律，功利性较弱。”浙医二院核医学科主任张宏表示。

　　调整研究型医院的组织结构，也是北大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的愿望。他将中国近二十年医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学科发展相区分。“医学技术的引进和发展不等于学科发展。只有推有中国自主创新的成果，中国本土化的诊疗标准和指南，才意味着中国医学学科的发展。这是需要组织和制度进行保障的。”霍勇表示。

（实习编辑：潘信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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