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科学呼唤“中国创造”

　　2004~2005年间，由于演艺明星傅彪的两次肝移植，将器官移植这项处于医学颠峰的新技术引入公众视野。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都进行专门报道，参与治疗的医学专家更表示，两次肝移植为傅彪赢得了半年的生存期。人们在为傅彪挑战病魔的坚韧意志唏嘘的同时，也盛赞主刀医生的医术高超。“规范化”这个学术名词似乎与之毫不相干。

　　“为肝癌患者施行肝移植手术是有明确适应证的。如果不符合手术条件，强行进行移植，癌症必然复发。傅彪在首次肝移植时便已经不符合手术条件，第二次肝移植时已有肺部转移，更不应该。”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中华外科学会常委、器官移植学组组长郑树森眼中，傅彪的两次肝移植不仅不是“壮举”，而且是公然的违规操作。

　　“对于同一位患者，中国医生是十个人中有九个治法都不同，只有一个治得规范;而美国医生则是十个人中有九个治法相同，只有一个治法不同。那位治法不同的医生，反而高明。”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急诊科干建新主任用一个在专业人士间流传的冷笑话说明规范化在中国医学界的漠视程度。

　　在他看来，承载中国医学学术的中华医学会一项首要任务，便是制定诊疗规范，规范医生，特别是基层医生的诊疗行为。“个体化诊疗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所有的个体化必须建立在规范化的基础上。没有规范化的个体化，仅仅只是经验医学的延续，是违背循证医学原则的。这种放任的个体化在基层非常普遍。”

　　规范化诊疗要从基层做起的观点同样得到了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主委、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纪立农的认可，“研究型医院的医生进行临床研究，以研究成果来制定诊疗指南和影响国家公共卫生决策;基层医生按照诊疗指南对人群进行规范化的生活方式及药物治疗综合干预。这才是理想的防控模式。”为了落实该模式，糖尿病分会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成立基层学术组织，培训基层医生，构建延伸至社区的疾病管控体系。

　　据他介绍：糖尿病属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并发症很多，发病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大量消耗着国家有限的医疗资源。当时成立糖尿病学分会，就是考虑需要有一支专业的队伍对大量增加的糖尿病人进行科学防控。“现在看来是做对了。如果没有这支队伍，面对当前汹涌而来的患者，只能是措手不及。”

　　从生物到社会：艰难转身

　　自2007年开始，纪立农的众多头衔中又多了一项——北京糖尿病前期干预和逆转研究(BPRP)首席科学家。

　　BPRP的研究内容是在2007～2010年，对入选的2000名处于糖尿病前期状态的人随机分组，进行生活干预和药物干预。最终对干预手段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评判。

　　“这项研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证明生活方式干预加上药物治疗，可以使患者减少糖尿病的发病风险，甚至可以使患者摆脱糖尿病前期的状态;第二是想证明临床医生是具有生活方式干预的能力的。”据纪立农介绍，目前已经完成病例入选，进入随访阶段。生活方式干预只是医学模式从生物向生物-心理-社会转变的一个缩影。医学的社会属性从医学诞生起便已存在，但人类直至上世纪初才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

　　“医学是一门社会学，这在我们变态反应学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叶世泰用他行医其间的趣事，形象地像《中国医院院长》记者证明他的论断。

　　在叶世泰还是一名普通医生时，曾经接诊了一名新婚的女患者。她自结婚之后，便不明咳喘发作，很多医生都判断是过敏，但就是不知如何才能根治。

　　“变态反应科的诊断分成两部分，一是非特异性的诊断，比如一个咳喘的患者来就诊，医生诊断为过敏性哮喘;第二步是特异性诊断，比如通过变应原试验，确定这名患者是花粉过敏，甚至是某一类花粉过敏。只有明确了特异性诊断，患者才能够摆脱过敏源，根治疾病。”叶世泰解释道。

　　经过对这位女患者的询问，叶世泰也认为她的咳喘是由过敏引起的，于是开始通过聊天寻找患者的过敏源。经过多方了解，过敏源仍然没有踪迹，但是患者却和叶世泰交谈得十分融洽。正当她如数家珍地向医生罗列自己的嫁妆，叶世泰却敏锐地锁定了一个“大嫌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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