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门”曝学术会议灰幕 药企被迫再寻新途径

　　“全面瘫痪。”一位接近葛兰素史克(以下简称“GSK”)的医药行业投资人士形容现在的GSK。继该公司中国公司副总裁、法务总监、商业发展事务企业运营总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监因商业贿赂案被立案调查之后，又有至少18名公司员工被各地警方拘留调查。

　　一场以葛兰素史克为始的医药界反腐风暴在全国展开，阿斯利康、罗氏、礼来、赛诺菲、拜耳等多家大型跨国公司或是受此牵连，也相继受到中国执法部门的商业调查。

　　本报从上海、北京多家主要医院和医药行业人士处了解到，目前许多医药代表已不敢贸然拜访医生，院方和医生对参加药企的学术活动也采取了更谨慎的态度，在个别地方，警方的便衣蹲守医院，严查医药代表和医生之间是否存在商业贿赂行为。一位在外资药企工作过的国内药企大区经理称，公安机关已经对列入调查范围的外资药企的代表们进行跟踪了。

　　政府部门此番集体调查外资药企的意图和目的，除公安和工商部门有所行动外，包括卫生、药监、发改委等部门均未直接表态。针对药企的调查结果和处罚方式也迟迟未公布。一位医药行业资深人士分析，如何处罚要看企业与政府部门沟通的能力，而调查是否会像外界预期那样对原研药价产生影响，该人士认为，尚不足以捍动原研药单独定价机制。

　　药企公关路径

　　近日，罗氏制药明确规定，在结束最近一次海南抗肿瘤药物高端研讨会之后，取消此后所有在国内召开的医药研讨会，包括已在联系和安排中的类似会议。另一家跨国药企赛诺菲同样被指要求暂缓下半年全国级别的市场推广会议。

　　随着葛兰素史克利用学术研讨会进行商业贿赂事件的蔓延，主要由外资药企赞助的医药学术会议正在大量骤减。

　　看似平常的学术研讨会，凝聚了药企、医院和医生、药物价格体制的多重矛盾。为拓展销售，药企通过研讨会向医生宣传药品；医生则希望通过研讨会积累更多的人脉和学术资本，以实现快速升职。更有甚者，如葛兰素史克等则已将学术会当作商业贿赂的平台。

　　一位华东大型医药企业的董事长称，药品要到消费者手里，需要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招投标进入省一级药品集中采购目录；第二步要进入地市一级卫生管理部门的药品目录；然后，医院采购该药品；最后，由科室医生在诊疗时使用该药品。

　　国内生产的药品从厂家进入患者手中，有省级代理和厂家自己做两种方式。如果是进口药则基本由厂商自己操作，进行投标，中标后由各个厂家的销售针对医院方面、学科负责人以及学术带头人进行“公关”。

　　在中国医疗体制中，医院掌握着药品销售80%甚至更高的市场，因此重点医院的相关科室成为几乎每个医药企业必争之地。

　　资深医药销售代表舒雨(化名)坦言，医药代表首先要打通药房主任，想办法让自己的药进入医院的药房；再打通科室医生，愿意给病人开方子用掉它，才算真正完成了销量。各个环节都需要打通，缺一不可。

　　此外，在一些尚未取消“零差率”的地方，新药进入医院，还需要院方药事委员会过半专家投票通过才能实现。所以有些医院药事委员会的专家也需要“公关”，包括主管院长、药剂科负责人。

　　国内药企进行公关时相对“生猛”，普遍做法是直接给医生塞钱。但现在，随着“以药养医”政策逐步取消，大部分专家级的医生都不会因为一点小利坏了自己的名声。

　　相比之下，外资企业的“公关”则比较灵活隐蔽，比如邀请专家、医生参加学术论坛，一般都在旅游胜地，住五星级宾馆，会给参会者赠送礼品，专家讲课也需要费用。

　　这种方式越来越被医生们接受。安徽合肥一位三级甲等医院科室主任坦言，有处方权的医生一般并不缺钱，大多数部门主任年薪过百万。“钱并不是最重要的。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参与这些学术研讨会，是希望捞取上位的政治资本——职称，还有拓展自己的行业人脉。”

　　舒雨也证实，通过学术会，可以结识更多的权威专家和医疗同行。“其中有些可以帮助他们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特别是通过外资药企的渠道，有更多机会能够在国外杂志发表论文，这对职称的评定非常有帮助。”

　　因此，国内外药企不惜将重金砸向各种学术会议。大型外资药企一般在中国每年都有数亿元会议开支，国内药企情形相似，2012年，A股市场68家上市药企披露了会议费的金额，费用支出高达30亿元。

　　在医药行业除了各种大的年会之外，各种名目的专项会议不定期的在各种旅游景点召开，GSK作为全球排名第五的药企，在赞助医药行业高端研讨会上毫不吝啬。

　　医药行业某IT解决方案提供商的一位项目经理表示，“比如，像GSK这样的有数千员工的外资企业，每年年会耗资8000多万元是正常的。而辉瑞这样的公司，八九千人的规模，每年年会成本过亿。”

　　这些会议费用往往被看作药品营销成本的一部分，也被视作推高药价的“黑手”。

　　双面学术会

　　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指出，从学术会议的本质上讲，它对提高医疗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学术交流，国内的医疗发展水平可能会落后8至10年。

　　原北京福成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一高管对此深表认同：“如果不是跨国药企的影响力，许多重要的会议不可能开起来。”

　　该高管举了一个例子。2008年，他亲手送一批医院院长去英国上了一周课，有些院长回来后，第一时间就是要把医院门前的喷水池砸了。“为什么？因为英国的医院建筑标准规定不可以有喷水池，它容易引发病人的感染。这是特别基础的问题，但国内很多医院不知道。”

　　上述呼吸内科主任医师也感慨，尽管有一部分学术会议会像外界所称的那样，介绍赞助企业的药品，但那不是主要的功能，大多数的会议还是用于学术交流，如果没有这样的平台，学科带头人很难把这个学科带起来。

　　上述福成医药高管坦言，作为一个学术带头人，必须有这个能力去“化缘”。一般情况下，化来的缘，即便收的是现金，最后也剩不下几个钱放到自己兜里。来的人，给大家发些纪念品，基本上没什么好东西。最多100块钱的标准，100人就是1万元。

　　“我认识几个学科项目带头人，没有钱做支撑，也没有从国家或卫生局领到过钱。每回要开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跟我们说，出主意看看还有谁熟悉，可以去找找他们。”上述福成医药高管认为，国家尽管在不断提高基础医学教育，但后续的培训体系，除了评分，没有常态化和体制化的持续教育活动，这也是医学界的无奈之处。

　　实际上，对跨国药企而言，赞助这些研讨会未必会得到立竿见影的回报。

　　罗氏中国研究院项目负责人小文认为，外企的行贿案件，是医药企业仿制中国的特有销售模式而产生的。医药研讨会这一方式若终结，也意味着，药企将不得不寻找新的管道将药品推向市场，而把控这些管道的机构，又将获得新的寻租空间。

　　影响发酵

　　7月29日，赛诺菲证实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曾造访其沈阳办事处。同时受到被调查传闻的礼来则强调：“这是政府主管部门对所辖领域企业的例行检查，与此前行业中由公安机关主导的调查性质完全不同。沈阳工商行政管理局在2013年初对我们的业务经营进行例行检查。对于这些检查，我们一向充分配合，并在持续跟进中。”

　　前述医药行业投资人士分析，赛诺菲和礼来并不一定和GSK事件挂钩，针对快消企业和药企的检查是工商部门惯常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对医药企业的调查主体，的确由此前介入GSK的公安部门变为工商部门，调查性质或已发生变化。不过，多个企业轮番接受调查之后，关于调查结果和处罚方式的公布却迟迟未来。

　　“短时间内对外资药企在华业务会有较大影响，”一位医药行业投资人士分析，“但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湖南省纪委驻湖南省卫生厅纪检组副组长近日表示，根据湖南省的相关规定，涉事药企至少在3年内不得进入药品流通市场，原来中标湖南省药品集中采购的药品也将被剔除。

　　四川省基本药物集中采购服务中心7月19日公告称，由于部分企业不确认动态调整及申诉结果，取消其挂网目录中就包括了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史克肠虫清片、必理通片、兰美抒乳膏产品。

　　GSK中国区总经理马克锐(Mark Reilly)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将是配合中国警方的调查，9月1日，现任GSK欧洲二区高级副总裁HervéGisserot将接手他的总经理工作。

　　除此以外，GSK中国公司项目管理办公室、零售大客户和分销部门、学术部、呼吸类产品、肿瘤及战略、人力资源部等部门的管理岗位也将迎来“大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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