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避孕药这50年

　　今年50岁的避孕药，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使妇女在性、生育和工作上得到了自主。然而，在中国，它的命运却迥然不同。避孕药研发的最初目的，是治疗女性不孕症。

　　避孕药的主要研发者之一，来自哈佛的约翰·洛克曾是治疗不孕症领域的专家。当时人们早已知道雌性激素会抑制女性排卵，而洛克的研究思路是：让患者在4个月之后停止使用药物，期望出现反弹效应，让女性开始排卵。他的试验取得了进展，但是当格雷格里·平卡斯加入之后，研究开始改弦易辙。为何不用激素作为避孕手段?平卡斯是研究节育的专家，他获得了当时节育运动上百万美元的资助，却没有进行临床试验的执照。

　　他们的合作是成功的，避孕药在两人手中诞生了。并没有大张旗鼓，1960年5月11日，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世界上第一种口服避孕药Enovid，这一天被当作避孕药的诞生日来纪念。但事实上，早在1957年，Enovid已经获批准上市，当时它所标识的作用是“调整妇女经期”，只是在副作用一栏里此地无银地加了一句 “它会抑制女性排卵”。这种药片很快就被用来避孕，1960年的批准只是为它正名而已。

　　避孕药诞生时，正好遇上了欧美火热的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年代。和其他避孕措施不同，避孕药让女性在性和生育方面获得了自主，因为避孕药的吃还是不吃，是女性自己说了算。

　　女性生育的自主首先带来的是工作的自主。在避孕药普及的1970年到1975年，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从23岁推迟到了25.5岁。与此同时，女性因婚姻而辍学变得更为少见，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倍增加。而上世纪60年代欧美雇员短缺的状况，也使得雇主们不得不接受了 “职业女性”的形象。性的自主还带来了女性身体的自主。为了性的快乐而享用身体，被认为是正当的、无罪的。婚姻本身已经由生育的契约，变成了性伴侣之间的关系。

　　1999年，《经济学家》将避孕药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进步”，认为它对人类的贡献超过了相对论与核反应堆。

　　避孕药在中国的尴尬

　　然而，避孕药在欧美掀起的巨大波澜，却似乎与中国无关。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仿效前苏联鼓励生育，生孩子多的母亲被尊称为“英雄母亲”。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但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场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争论已经展开，并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高层领导的表态隐约透露出一个信息：中国也要开始提倡节育。1956年，国家投资200万元在广州建成了中国第一条避孕套生产线。同年8月，卫生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形势发展需要，拍摄了题为《避孕》的科教片，图文并茂地向大众宣传“避孕”的重要性。关于口服避孕药的研制，也在紧锣密鼓地悄悄进行着。从1963年开始，仅用了4年时间，上海仁济医院的肖碧莲所在的实验室就研制成功了两款低剂量口服避孕药。1967年，国产的口服避孕药通过了国家科委鉴定，开始推广试用。在北京，许多人仍然记得当时避孕药推广的情景，这些避孕药是由单位免费发放试用的。但不幸的是，国产避孕药的诞生正好遇上了“文革”的混乱。即使肖碧莲在“文革”中继续避孕药的研究，也无法进一步推广她的国产避孕药。

　　但是，在中国，避孕药的“社会暗示”与西方差异很大。在西方国家，避孕意味着更大的自由，加速了女性个人角色的转变。而在中国，避孕则是整个社会“生育政策”的一个部分，是减少人口快速增长的新法。

　　上世纪70年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正式实行，首推的节育手段并不是避孕药，甚至不是避孕套，而是宫内节育器，也就是常说的“子宫环”。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起，计划生育的强制性开始弱化，女性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好、最安全的方法避孕，但是据北大人口研究所的调查，避孕药的使用率从1990年的5%下降到了2000年的2%，表明避孕药并不受中国人的欢迎。

　　中国在变，然而避孕药的尴尬处境似乎从未改变过。

　　关于避孕药的误区

　　如今在中国，不仅是已婚妇女，新一代的年轻人也更倾向于使用避孕套。对于把性和生育分开来理解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性的是安全套，而非需要定期使用的短效避孕药。

　　避孕药为何在中国不受欢迎?这当然与宗教传统无关。在中国的传统中，节育和堕胎并没有被赋予多大的道德意义。

　　按照一些医生的观点，这是因为避孕药的副作用被夸大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对避孕药的排斥表现了东方国家对于药物，特别是长期服用的药物的反感。这种反感并没有为女性带来真正的保护。高达6%的人工流产率，才是真正损害中国女性健康的。而另一种危险是紧急避孕药的泛滥。在中国，很多人认为避孕药就只有紧急避孕药一种。通过广告上“三分钟，轻松解决你意外怀孕的烦恼”的宣传，紧急避孕药的销售竟然占了所有避孕药的2/3。实际上，紧急避孕药从来就不是作为主流药物出现的。它比短效避孕药出现得晚，副作用也严重得多。它在爱尔兰等国仍然遭到禁止，在美国等国家也仅限于有特别执照的医生使用。

　　短效避孕药和紧急避孕药之间，中国和欧美的选择恰好相反。这似乎不是哪一种保护更安全的问题，因为答案是明白无误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需要定期服用的短效避孕药，代表了稳定的、可计划的性生活方式;而事后补救的紧急避孕药则代表了充满意外、不可预知的性生活方式，而这两种性生活方式也是两种生存状态的缩影。

　　事实上，短效口服避孕药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育龄妇女中的使用率一直很高，在30%-40%之间。目前全球约有7千5百万妇女正在服用妈富隆(中国上市的全球第一个现代口服避孕药)，其应用已非常广泛，它在1992年已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畅销于全球114个国家和地区。

（责任编辑：曾少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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