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两院长揭行业暗疮 千亿医疗器械市场须“动刀”

　　对于医疗器械招标采购机制的改进，孔德奇和侯庆中均认为应该由政府组成的招标机构先完成医疗器械厂商的入围招标，并且均将着力点放在取缔医院过大的自主决策权上。

　　孔德奇提出两条建议，第一条即成立市级医疗器械价格招标机构，由价格招标机构与总代理商谈判，要求它们按批发价提供医院选购相关产品。如果不能如愿，则进行末位淘汰竞价招标，这样，各品牌公司为了能入围，必然要把价格杀下去。第二条建议，是坚决取缔医院倾向某一品牌的权力。如能按上述方案实施，孔德奇认为，深圳市每年医疗设备采购估计能节约20%~40%左右（约3亿~6亿元），并且可以杜绝贿赂行为。

　　采购中心：尽力保证公平竞争

　　对于深圳医疗设备招标中出现的问题，记者走访了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采购中心），一位黄姓主任告诉记者，采购中心一般按照《政府采购法》进行招标采购流程。通常，对于医院的医疗器械采购都有一个政府采购计划，政府采购计划落实后，会告知采购中心和相关医院。采购单位（即医院）什么时候需要购买医疗器械，就将申请提交到采购中心。至于医疗器械是什么规格、什么型号、需要什么技术标准，这都是采购单位的权力。

　　“我们的职责是管一个（招标）项目的公开招标，这个公开招标必须保证有一定的制约性，即必须有三家以上的供应商来竞争，不要有倾向性，不要有排他性，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供他们竞争。”

　　黄主任称，“陪标不陪标，我们有一定的判断标准，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判断出来。比如说法定代表是同一个人，或者说网上投标时使用的IP地址是一样的，这种都是串标，这些我们可以查得到。”

　　对于孔德奇和侯庆中提出的改进机制，黄表示，“这个方案我们在别的采购上也在使用，但是具体医疗器械采购的项目是否适合，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医疗设备的采购，涉及的技术性比较强。这种方案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操作起来比较复杂，我们现在也没法答复。”

　　对于医疗器械的采购，通常医院院长、分管设备的副院长、设备科科长以及使用科室的负责人是设备采购的关键人物，因而容易成为供应商的主要目标。孔德奇和侯庆中提出的建议都不约而同地刻意避免了“关键人物”和供应商直接面对的可能。

　　黄主任对此表示，“避免医院院长和供应商的直接接触，也许有道理。但是如果采购中心制定入围标准，那它也面临诱惑。”

　　记者在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网站上查阅到医疗器械招标采购的相关信息，但标书却是未公开的。记者试图从采购中心处取得，但黄主任以“我们采购中心的文件只能给监察部门查看”为由拒绝了记者的要求。

　　·声音

　　专家：机制改进关键在监督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卫生经济研究员朱恒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医院院长为了避免直接接触诱惑，将医疗器械使用的选择权交给政府部门，这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不能让政府官员参与这些（医疗器械）的购买，这是最基本的逻辑。”朱恒鹏表示。

　　朱恒鹏称，这跟药品招标的逻辑一样，在最终决定谁入围的时候，企业就需要去公关，谁做决定就向谁公关。这样一来，医疗器械的价格就会被抬高，“回扣”的根源就没法改变。

　　“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不用心也不省钱。对于公立医院（医疗器械招标采购）来说，就是这种情况。”朱恒鹏表示，“如果想防止腐败，就必须有对他们（官员、院长）制约的权力，能够问责、能够查账。为什么在我们医疗系统‘回扣’腐败的问题如此严重？就是因为我们缺乏高效监督。”

　　朱恒鹏认为，在现行的公立医院体制下，如果政府想解决医疗腐败问题，其实只需要一个公示制度。政府部门可以什么都不用做，把医疗器械采购权完全交给医院，但要强制医院公示，招标过程全部透明，最后中标的是哪家公司、什么品牌、多少钱购买的等内容全部公示，然后欢迎社会、媒体和企业监督，公示期为一个月，一个月后没人提意见才能采购。

　　上海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张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医疗器械招标采购）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主要在监督机制，按道理医院都有纪委等监督部门，但是这些监督在现实生活中能起多少作用就说不准了，这其实是大环境的问题，也就是（院长）权力的过分集中。”

　　张强表示，当监督不力、漏洞很多、违法成本又不高的情况下，就可能会有人铤而走险。而孔德奇和侯庆中提出的入围招标和集中品牌招标，都不是根本解决办法。

　　此外，朱恒鹏和张强都认为，医疗器械的选择权应该在医院手里，医院需要什么设备，医生跟科室是最清楚的，所以选什么用什么，理应由医院决定。“如果只是为了防止医疗腐败，（把医疗器械选择权交给他人），医院的要求可能也就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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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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