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疾病用药不足100种 专家呼吁多方协作保障供给

　　最近刷爆朋友圈的魏则西事件中，罕见病用药再一次“缺席”。多次类似事件的上演无数次刺痛国人，要么无药可用，要么非法从国外“代购”，中国罕见病用药研发为何如此艰难？用药困局又该如何破解？

　　“目前，在中国上市的罕见病治疗药物不到100种。”在接受39医药君采访时，罕见病发展中心主任黄如方这样描述中国罕用药的现状。

　　尽管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研发成本高昂、患者人数稀少，罕见病治疗药物普遍匮乏，95%以上罕见疾病都缺乏有效治疗药物，但在强力医保报销扶持及专利保护下，欧美市场上仍然诞生出众多可应用于罕见病的药物，如治疗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马赛替尼；治疗四氢生物蝶呤(BH4)缺乏症的科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药物绝大多数都没有普及到中国。

　　国内罕见药研发仍处空白

　　罕用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罕见病的药品，由于人群少、市场需求小、研发成本高，很少有制药企业关注其治疗药物的研发，也有人将这些药也被形象地称为“孤儿药”。

　　目前，我国对于罕用药的研发仍处于一片空白，罕见病患者的治疗药物基本依赖国外进口，结果造成很多罕见病患者只能选择昂贵的进口药或者无药可用。

　　从欧美罕见病用药研发经验来看，充足的投入是创新药物研发的基础，然而我国中小型企业占据了中国医药市场半边天，且研发能力普遍低下，导致无论是研发改良还是仿制，都蜂拥而至，研究临床中需求量大的产品，相同的产品有几十甚至上百个，造成了资源极大的浪费，而罕见病用药却无人问津。

　　诸多行业论坛及会上，许多国内药企将罕见病用药动力缺乏的原因归咎于罕见病群体人数少，市场不够大，利润不够。

　　对此，黄如方强调，“对我国罕见病患者而言，不管罕用药价格有多贵，它都是救命的药、唯一的药，它是生活必需品，不是一个可供很多人选择的机会。所以，对罕见病患者的治疗迫在眉睫，必须保障患者唯一用药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我们希望全社会都能意识到，价格在疾病和生命面前不是简单的用贵或者便宜来衡量的。”

　　“我国罕用药面临两条路，要么生产仿制药；要么通过市场准入的优惠政策，推动国外已经生产的药物在中国上市，”黄如方建议，“当然，也正是由于全球95%的罕见病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表明，我国任何一家医药公司在罕用药的研发上的起跑线都是平等的。这也给国内医药公司提供了新的条件，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罕见病药物的研发上。”

　　反差！美国罕见药研发井喷

　　在国内药企纷纷对罕见病用药退避三舍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却迎来了罕见病用药申请高潮。

　　欧美地区，罕用药早已成为制药工业的一道“风景线”。据美国Pharmalot网站报道，2015年，美国FDA创纪录的收到472份罕见病药认定申请，并同意授予354份罕见病药资格认定，这比2014年增长了22%，创下历史记录。

　　根据目前的上市情况统计，近几年批准上市的近50个罕用药中，大多是由辉瑞、赛诺菲、GSK等大型跨国药企研发，主要治疗领域包括遗传疾病、胃肠疾病、血液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占据了整个罕见病适应证一半的领域。

　　众所周知，药物的研发生产费用不仅高，而且风险也不好控制。药企在制订药物研发策略时，成本和市场往往成为最关键的考虑因素。

　　在罕用药的临床试验中，鉴别和招募足够数量的患者以符合注册要求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比如，在庞贝病治疗药物美而赞的开发过程中，为了找出18例庞贝病婴儿，赛诺菲健赞历时多年在全球范围进行搜寻并安排患者及其家属从各地赶来参加临床试验。

　　好不容易产品经过了批准，监管部门往往还要求进行上市后的研究，评估临床效果。相应的，也带来巨额研发成本。而在一些市场中，上市后研究可以持续达10-20年。

　　“为开发庞贝病治疗药物美而赞，赛诺菲健赞在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共投入超过13亿美元。获批前的研发费用超过5亿美元，获批后的后续投资为8亿美元”赛诺菲健赞中国总经理袁泽之坦言。

　　在产品的生产方面，罕用药是目前耗时最多、需要劳动量最大和最为资源密集型的药品。采用活细胞生产生物药品，需要严格温度控制、培养基、生产时间、质量控制和许多其它要素。

　　赛诺菲健赞所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为基于重组DNA技术的治疗性生物制药，需要持续大量的投入。在赛诺菲健赞，生产每一种罕见病药物的工厂都高度专业化。每一种特定的产品都有专门的一站式生产工厂。截至2013年，赛诺菲健赞对全球范围生产工厂投资已经超过10亿美元。

　　罕见药真不赚钱？

　　为何研发生产困难重重，跨国药企仍蜂拥而入，掘金罕用药领域？

　　对药厂而言，决定是否会进行某个方向药品的研发，无非聚焦于三点：有没有研发、生产成本；可不可以推出市场；面市后能否赚取足够利润。

　　国际确认的罕见病有7000种以上，约占人类疾病的10%。根据EveryLife Foundation数据，只有约5%的罕见病拥有美国FDA批准的有效治疗方案。绝大部分的罕见病依然是无药可治。

　　为了鼓励罕见病药物研发，同时考虑到药物研发的巨大投入、风险以及极小的市场规模，包括美国、欧盟、日本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都推出针对研发企业的优惠性政策。比如更长的市场独占期、税金减免、研究资助、快速药物审评程序等。同样，为了这些医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不间断的研发投入，针对相对高昂的罕用药价格，这些国家和地区也相继推出医疗保障制度，以确保药物可及性。

　　据39医药君了解，在美国，99%的罕见病患者可通过接受以商业保险为主的方式获得治疗；澳大利亚则通过“救生药品基金计划”来保障酶缺乏症患者的治疗所需；戈谢氏病在巴西被纳入联邦报销目录中；意大利政府则建立了3000万欧元的基金用于罕见病的治疗。

　　在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投资罕用药对于“利润”为大的药企而言，可谓是一笔风险小、收益大的买卖。

　　此外，在全球药物研发领域趋势变化的过程中，罕见病药受青睐的程度也在明显增加。根据EvaluatePharma发布的数据显示，2001—2010年，罕用药的复合增长率为25%左右，非罕用药复合增长率为20%。根据预测，到2020年，世界罕见病药市场规模将增长到1780亿美元，占全球处方药市场的20%。

　　罕见病领域中，亚力兄制药（ALXN）可以说是一大掘金者。2007年，亚力兄制药推出Soliris（依库珠单抗静脉输注液），用于治疗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综合征 (aHUS)，这是一种危及生命的血液疾病，它可引起器官衰竭。但此药十分的昂贵，每人每年约需409500美元，这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史上最昂贵的药。2015年，该药销售额预计超过22亿美元，华尔街分析师还预测今后三年内该数据将再次翻一番。

　　解决短缺仍需多方联手

　　在中国，罕见病药物研发的土壤并不肥沃。研发企业并不能享受额外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资助。而绝大部分国外研发的药物进入中国，在经过一系列的申请审批程序后，同样要进行临床试验。按规定，临床试验要有不少于200例的样本。而一种罕见病，可能全国就只能找到几十例。

　　对于企业来说，临床试验也意味着新的巨额投入。同时，要完成药物引进的全套申请、审批程序，通常需要5-8 年的时间，对患者而言也是漫长的等待。

　　理所当然，所有药品的研发、生产成本还受到用药患者数的影响。

　　在美国，2002年罕用药法案规定，“罕见病”是指“在美国少于20万人受影响的任何疾病或状态”。典型药品可为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患者使用，而罕见病药物所治疗的人群则寥寥无几。以戈谢病治疗药物思而赞为例，全球上市已20年，仅为全球范围内约5000例患者使用。

　　“罕见病药物在研发、生产方面的高风险，高成本，以及巨大投入，同时，患者人群数又极少，导致罕见病药物的价格较高。”黄如方表示，尽管罕见病药物生产企业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援助项目等方式帮助患者，但仍有许多患者无法获得治疗。

　　1999年，赛诺菲健赞通过患者援助项目免费捐赠药品给中国戈谢病患者，至今持续超过17年，帮助130多名患者重获健康。

　　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健全了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有效提高了重特大疾病的保障水平，对罕见病事业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包括上海、青岛、宁夏、云南昆明、浙江等地都相继推出了针对罕见病的医疗保障政策。

　　然而，其他大部分的省市的罕见病患者，依然需要自费负担药物费用。这就使得思而赞的商业销售十分有限，相比较130多名享受免费赠药的患者，至今，赛诺菲援助项目外使用思而赞的中国患者数仅为20名左右。

　　对于这个局面，黄如方强调：“罕见病的治疗需要一个系统的政策支持的体系。具体而言，罕用药的研发、税收、市场准入、医疗保障等这一系列的政策，都应该是连贯的，需要各个部门相互配合、支持，任何一个环节缺失都会导致整个罕见病患者没有办法获得最佳的治疗。”

　　清华大学法学院卫生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晨光也曾建议，罕见病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未来，一方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要简化罕见病用药注册、审批等环节；另一方面，要加大国家政策的扶持，引导资金流向罕见病治疗药物的研发，提高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在知识产权、市场份额、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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